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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一辈子莫高窟的人,长眠在敦煌 | 逝者

从21岁起,关友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莫高窟。初到时,他擎着一盏汽灯,甚至用镜子反射一点阳光给洞窟照亮,一幅一幅地临摹壁画。从临摹到研究,他把考古与美术相结合,临摹了数百幅壁画,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担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期间,还筹划了多场壁画展览,让敦煌文化享誉国内外。退休后,他搬离了敦煌,却仍然坚持每年进一趟洞窟。关友惠把根扎在了这里。洞窟前扫不完的沙尘、宕泉河里依旧苦涩的碱水和洞窟里那个一坐一天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好像都没有变过。可画着画着,关友惠就老了。他瘦高的身形逐渐佝偻,年轻时可以用帅气形容的脸上也布满了皱纹,颤抖的双手已握不住画笔,再进洞窟时不得不拄着拐杖。再后来,他得了癌症,被困于病床的方寸之间,却还没忘了壁画研究。2022年7月10日上午,90岁的关友惠在敦煌病逝,葬于莫高窟公墓。择一事,终一生,与敦煌壁画结缘近70年的关友惠,去世后仍要守护着他挚爱的莫高窟,就像他到莫高窟第一天说的那样,“要在这里做一辈子临摹匠。”关友惠在山西考察。图源敦煌研究院官网先喝十年苦泉水关友惠对美术的爱好起源于孩提时代。1932年10月,他出生在山西运城临猗县。山西是个文物大省,遍地古建筑,关友惠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曾在寺庙或祠堂这类古建筑里办学。年幼的他经常拿树枝在地上勾勾画画,临摹古建筑里的壁画、塑像。中学毕业后,关友惠进入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继续学习,这也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在学校里,他学习用功,还当上了班长。1953年,毕业分配时,这个一心要到祖国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热血青年,在分配志愿中填了青海、新疆和宁夏,却被阴差阳错分到了位于甘肃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从那之后,关友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敦煌。而当时,只有21岁的他,对敦煌的唯一印象是,在艺术学院读书时,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操着一口杭州腔,开了一场莫高窟相关的讲座。常先生的口音本就晦涩难懂,又因为资金所限没法印画册,关友惠实在想象不出莫高窟到底是什么样。艰苦是第一印象。敦煌文物研究所挨着莫高窟,离敦煌市区有二十五公里远,当时整个所里就二十多个人,只有一辆马车,稀罕得很。如果私人有事想要进敦煌市区,多半只能坐小毛驴。喝的是莫高窟旁宕泉河里的碱水,口味苦涩,容易坏肚子,用它洗完的衣服也直泛白。关友惠的工作是临摹洞窟里的壁画,临摹的条件也很艰苦。为了保护壁画,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提出:禁止直接将画纸按在墙壁上拓印,更不能用手触摸壁画,也不可以在洞窟里使用蜡烛。没有电,也没有足够的灯,有的洞窟又太深,阳光根本照不进去,关友惠只能拿镜子在洞窟里反射阳光。阳光移动一下,坐着临摹的他也跟着移动一下。关友惠的女儿关晋文后来也成为一名莫高窟的临摹师,她记得父亲提起过临摹85窟藻井图案时的情况,“藻井所在的窟顶离地面大概有七八米高,他在地面没法看清楚,只好戴着望远镜,仰头用望远镜看一眼,再低下头在画纸上画一笔,时间长了,颈椎疼得很。”冬天更是难熬,洞窟里阴冷非常,不但手冻得直发抖,调色盘里的颜料也被冻上了。关友惠只好学着老先生们的样子,弄一壶开水,既泡手,又烫调色盘。段文杰总说,想要临摹好莫高窟的壁画,先喝十年苦泉水。对关友惠来说,又何止十年。1962年,关友惠被调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新成立的考古组,20年后,重回美术组。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关友惠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直到1993年退休。在莫高窟40年,关友惠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临摹壁画数百幅,大部分作品都达到了甲级水平。他还参与了敦煌石窟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与樊锦诗等人合作发表了多篇关于石窟分期的论文,并致力于在壁画艺术风格、样式等方面的研究,将考古与美术相结合。关友惠曾骄傲地说,“如果让搞壁画研究的人写一篇文章,抛开内容不谈,光谈艺术的基本造型和色彩这两个问题,我们搞临摹的人一定比只搞理论研究的人说得准确、深刻。”1975年冬,关友惠在临摹。受访者供图耐得住寂寞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的莫高窟,好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能在其中生活的人,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在关晋文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天一大早就提着水杯去洞窟临摹了,中午去食堂吃一口饭,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一周六天,天天如此,“那时候一人进一个窟,父亲天天就孤零零地在窟里,一坐一天,也没个人讲话。时间长了,不仅是他,所有临摹师都有点不太会跟人说话了。”关晋文是关友惠的长女,就出生在莫高窟,那年关友惠已经31岁了,在那个年代算是成家晚的。一头扎进山沟里的研究员们在被人介绍对象时总是遭到嫌弃,关友惠幸运地认识了一个愿意跟他在莫高窟“吃苦”的妻子。回忆起父母的感情,关晋文说,妈妈对爸爸很崇拜,“她喜欢画画,向往文艺工作,觉得爸爸是会画画的艺术家。”和不苟言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关友惠相比,母亲爱说爱笑,承担起了照顾儿女和家庭的重担,“母亲总是说,让父亲安心去画画,‘家里的事我来做’。”小时候的关晋文有时会去洞窟里看父亲临摹,那些壁画里的神佛、动物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这时候父亲总会耐心地给她讲壁画里的故事。长大后,关晋文女承父业,也选择留在莫高窟,做了一名壁画临摹师。但她说,父亲从没有正式教过她画画,也没有刻意引她走上这条路,更是很少从父亲口中听到夸奖。从小到大,关晋文眼中的父亲都是严厉的,甚至有些古板。他要求吃饭前必须用热水洗手,孩子们觉得烫也不敢吭声;他自己吃饭总是非常简单,一碟小菜,一碗面条,老了之后孩子们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补充营养,他还不要;他在一年春节给孩子们准备过一份“礼物”,是一封告诫他们该如何做人做事的信件,关晋文记得,那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关友惠很少表扬关晋文的临摹作品。只有一幅画于隋代的305窟壁画,关晋文看父亲喜欢,便临摹了下来,后来那幅画挂在了关友惠的房间里。“我逐渐明白,父亲不是吝啬于对我的表扬,而是他的标准高,他觉得我在临摹上还有很多不足。”关友惠房间悬挂着关晋文临摹的作品。受访者供图“只要我还能动,每年都要去敦煌”在莫高窟,时间好像过得很慢,洞窟里那些言笑晏晏的神佛、精致隽永的图案,历经千百年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似乎永远也画不完。可是画着画着,关友惠就老了。他看着莫高窟的条件一点点变好,在他担任美术所所长期间,主持和参与筹备了多次敦煌壁画展览,让敦煌文化享誉世界,他还带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第一次见关友惠是在1985年所里的迎新会上。他记得,已经五十出头的关友惠还可以用帅来形容,身高有一米七五,又高又瘦,四方脸,大眼睛,操着一口山西话,时不时还冒出两句敦煌话。侯黎明发现,美术所里的2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全是外地人,“大家都是因为热爱才到敦煌来的。”对于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关友惠格外照顾,给他们安排宿舍,叮嘱他们碱水喝了容易坏肚子,“但没什么办法,时间长了就适应了”,有时家里包了饺子,就叫这些年轻人一起去吃。他对这些年轻人,就像30年前,段文杰老组长对他一样。那时候每到晚上,段文杰就带着这些年轻人做线描的基础训练。在房间里点上一盏汽灯,大家围坐在一起“练笔力”。每一幅临摹作品,段文杰都会一一看过,指出有问题的地方,再一起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关友惠也是这么指点侯黎明的,甚至还会拿着尺子去量。“如果有什么差错,关老师一点都不会马虎,如果画得实在不及格,即使你下了很大功夫,也会要求你重新画。”批评得狠了,关友惠还会主动道歉,“这个事情虽然是你有问题,但我脾气不好,对你的批评严厉了点。”连关晋文都说,父亲性格柔和了很多,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关友惠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考察龙门石窟。受访者供图关友惠老了,退休后离开敦煌去了兰州居住,手也抖了,再也拿不住画笔,年轻时长年累月临摹落下的关节炎、颈椎病一个一个找了上来,但他从没停止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也一直惦记着莫高窟。他仍然坚持每年去一次莫高窟。他曾说过,他的生活、生命都和莫高窟紧紧连在一起,“只要我还能动,每年都要去敦煌。”关晋文有时间就会陪着,看着父亲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洞窟里,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回去继续研究。他总是乐于帮助后辈解决难题,也会耐心地解答年轻人的疑问,他还经常和女儿探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叮嘱女儿专心研究,去世前,他仍然坚持在病床上读《印度美术史》。关友惠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在家中甚至找不到他的一幅画作。关友惠一生临摹的所有壁画作品,全都存放在敦煌研究院。去世后,关友惠葬在了莫高窟公墓,西边是九层楼,对面是三危山。从此,他枕着宕泉河的水,遥看着莫高窟,他和他生前深爱的那些壁画一起,长眠在此处,再也不用分开。“这是他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能葬在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关晋文说。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实习生 崔健编辑 刘倩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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